然则，人缘取向关系维系及拓展的本质始终是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之上的某种弹性动态化扩展，其并非局限于家庭或家族的小我优先，伦理本位的义与公的面相在合作互赢的条件下常常有可能突破小我的局限性，这也就需要对差序格局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
子贡及其他孔门之徒要传述孔子之言，而孔子不欲言，因为其欲言者已存于天地运行的大道之中了。明确了人的生命寿数取决于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三种因素，我们就会把仁者寿置于是否合乎客观必然性的视角去审视，从而确定仁者寿长是否合理。
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也算不上所谓仁者。笔者认为，这个边界是由以下三点确定的：其一，孔子既然将仁者乐、仁者静、仁者寿三者并言，而前两者无疑说的是仁者自身的乐和静，那么依此就可以确定，孔子仁者寿所及的范围同样仅限于仁者自身。当然，人的实际寿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仁者也不例外。从其他古代典籍中也可以窥见德寿一致、以德养生的传统。天地大道是什么?《易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不仅活得岁数足够大，而且还能寿终正寝，当然是一种巨大的福气。5 对于亡之二字，注家多以丧死亡解。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
公私之争是可以被纳入义利之辨之中的，公私之争更多指向大我与小我之间的矛盾，而义利之辨除了涵盖大我与小我之间的矛盾，还包括小我与小我之间的矛盾化解。只知道在象征性资源互动中维系关系和谐少得罪人，而不懂得在工具性资源层面帮助他人，甚而对自己之前所亏欠的恩情亦无回报之心，这种对于工具性资源人情比较淡化的乡愿式个体根本上是不得人心的，因而在其困顿乃至落难时也难以得到他人的救助与支持。总体而言，大我优先的提法可以看作对伦理本位无我论及和合论等观点的进一步系统化阐发，从而与自我主义的私利论断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许烺光，1988［1953］，《美国人与中国人》，许隆德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此外，被儒家称之为德之贼的乡愿，更多只是一味地在象征性资源形式化互动中不得罪他人的老好人，往往缺乏恩义负欠关系的建构与回报的意识，其在工具性资源层面则完全局限于维护小我利益乃至于走向消极避世的个己主义。并且在传统社会可能由于空间间隔较远等因素，其日常深度互动频率相对较低，从而使得其中的恩义负欠处于较长期的休眠状态。
②相对于既有角色关系交往维系中的稳固机制（stabilizing mechanism），报在交往获致关系中的确构成了社会关系建构的启动机制（starting mechanism）（Gouldner， 1960）。在传统编户齐民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下，乡土社会中的多数普通个体通常并未脱离宗族或乡土的范畴，其所接触到的外乡人乃至陌生人往往是相当有限的。然则，关系取向的概念始终局限于儒家角色化伦理本位立场，其在亲疏远近的角色关系之中可能还是着重于以核心家人与朋友小我为内核的社会自我主义。应该说，费孝通将差序格局与儒家伦理嫁接，最终却又回到杨朱式的自我主义判定，其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差序格局之中私与利的面相。
刘军等，2011），或者说完全权力支配下的强制关系只是功利交换关系的某种极端。三、交往获致关系建构中的义利分化与关系类型法则 如上所述，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群体性格局之中，所形成的主要是血缘与地缘等缺乏流动的长久性既有角色关系。义与利之间的张力与融合无论在思想史中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构成了长期以来义利之辨的核心问题，这其实也触及了差序格局的本质之所在。彭泗清，1993，《中国人做人的概念分析》，载《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总第2期。
人缘的好坏往往能决定个体在归属性群体中的声望高低与未来发展，维持一般性的人缘至少可以明哲保身，而少数不合群、人缘较差的个体往往容易被边缘化，甚至会遭到排挤。由此，现阶段深度互动频率较高的功利交换关系表面看来处于人际互动的核心地带，但其内在的心理情感则可能是相当微弱乃至趋于负向的。
沈毅、李叶，2020，《市场化关系嵌入中的义尽利散与互惠共赢——基于某农贸公司亲缘关系实践的案例研究》，载《开放时代》第4期。当然，就传统乡土社会而言，往往更多存在着较多老好人式的乡愿及其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沈毅，2013）。
翟学伟，2007，《报的运作方位》，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由此，以差序格局或心理社会图为基础的个人关系网络的未来深入研究，亟待从心理态度与外在互动频率这两个维度加以展开，社会关系交往的表里不一问题可能使得餐饮网拜年网等形式化的社会网络测量也要做出补充与修正，亦即需要更多关注关系实践的心理认同与实质内容。三、交往获致关系建构中的义利分化与关系类型法则 如上所述，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群体性格局之中，所形成的主要是血缘与地缘等缺乏流动的长久性既有角色关系。总之，义与利之间的紧张性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当这种紧张性存在于大我与小我的公与私之间时，儒家利他和谐伦理的压力将更为显著。然则此种家人或拟家人式深度感情关系的数量通常是相当有限的。由此，这里所阐明的某种功利交换关系的重点通常是弱者由于当下及未来某时段内明确的利益需求预期，进而展开的种种关系学（Yang， 1994）或潜规则（吴思，2009［2001］）交往策略，亦即功利交换关系之中情感隐藏乃至主动逢迎本质上是源于对资源支配者阶段性的权力依附及利益需求。
黄光国，1988，《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当然，近年来关于差序格局本土特殊性的质疑不断，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亲属血缘人伦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是为乡土社会普世共有抑或是乡土中国所独有的问题，或是强调了从差序格局到团体格局可以看作是中西社会现代化的共同趋势（阎明，2016。
此种义利共生的中庸式人缘取向与法家思维功利交换关系为内核的自我主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其内在的儒道互补的关系拓展意涵也不能简单归之为儒家角色化伦理本位意义上的关系取向，这应该也指向差序格局根本性质的再判定。在以上的分析架构中，我们可以较好地揭示出中国人人际交往中就当下至未来的利益需求预期与以往至当下的既有情义嵌入两个维度的交叉分离。
余德慧、陈斐卿，1996，《人缘：中国人舞台生活的秩序》，载《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总第5期。④此种个体或小我对组织或群体环境的融入，实质上却是通过中庸克己的人际实践来达成的，某种蕴含着长远利益达成以及彼此互惠共赢的人缘取向展现了不同个体以及小我之间义利相融的可能性。
然则，受恩者日后如若成为重要资源的支配者，即使是出于维护公共规则而没有给予施恩者及其家人以私人回报，同样可能面临报恩伦理的压力与自身良心的谴责（杨联陞，1976［1957］。先有一共通之大同，乃始有各别之小异。这种个体的去私修身与实践，本质上体现了某种儒道结合的焦点-区域式的自我，亦即需要根据具体情境来处理自身与重要他人乃至于所归属组织的义利关联，某种中庸式的忠恕之道中蕴含着儒道结合的无我与修身及其最终个体对环境的融入（安乐哲，2006：312-431）。对于某些缺乏能力的个体而言，则更加可能趋于无原则的过度和谐主义立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至于在旁人发生直接冲突时，不论是非而模棱两可，两边讨好，充当和事佬的角色，乡土社会常常孕育了此种老好人的乡愿式人格。
老子式的道家取向则可能偏重于政治社会层面以不争而争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周飞舟，2015，《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载《社会》第1期。
如果从较广泛意义的资源角度来看，义利之辨中的利涵盖象征性资源与工具性资源两种资源形态，亦即近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名与利（沈毅，2007b）。可以认为，社会自我主义概念所指向的小我优先内核，恰恰构成了儒家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我优先（杨中芳，2001）价值取向的对立面。
在对杨国枢（1993）社会取向暗含的集体主义立场的批判基础之上，杨中芳（2001）通过对中国人自我的系统研究，最终从儒家伦理出发提炼出中国人大我优先的价值观，并认为和谐主义远比集体主义更能捕捉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特点。关系越疏远，反而越注意对他人形式化的正面评价，由此这种工具性资源互惠的特殊主义与象征性资源互惠的普遍主义实现双向关系的和谐、稳定或至少在表面上的维系（沈毅，2007b）。
儒家情义主导的伦理本位决定了差序格局不能简单地从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层面加以理解，特别是以报为核心运作机制的人情关系与西方文化传统中以个人爱情为主导的亲密关系有着较大的差别（许烺光，2002［1971］），以至于中国式姻缘与西方式爱情的两种亲密关系与家庭模式的比较至今仍有其重要意义（翟学伟，2017）。尽管西方社会心理学家也开始倡导关系性存在（relational being）的社会建构论，然则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始终意味着相对明晰的个体边界（格根，2017［2009］）。杨中芳（1999：135）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每一个时间及场合都同时带着至少两个我：代表集体的‘大我及代表个己的‘小我。与之相对照，现阶段互动频率的高低常常取决于当下及未来利益需求的明确预期，但只有深度感情关系才意味着彼此真正的情义与信任认同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深度利益互惠，互动频率较高的功利交换关系更多地是建基于彼此的利益需求而缺乏彼此的情义与信任认同。
③事实上，许烺光（Hsu， 1971）的心理社会图也看到了感情关系与利益关系在心理认同层面的内外差序性排序。人缘取向的儒家仁义拓展与道家自利收缩，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市场合作双赢与政治零和博弈的不同条件下的双面后果，这就解释了政治运动时期人缘政治的消极性老好人自保面相（沈毅，2017）及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条件下更多积极性互让互利进而合作双赢的可能（沈毅、李叶，2020）。
（《论语·子路》）违背中庸之道的狂狷之流往往在工具性资源或象征性资源方面过于较真进而得罪了众人或是重要的他人，另有超脱世俗名利乃至与强权抗争的狂狷，以至成为力图维护公德公利的大公无私者，这些对现实明显不满或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狂狷根本上是与差序式人伦私德相左的，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比较少见。【内容提要】 儒家伦理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核心张力。
如前所述，过去的既有交往经验决定了彼此情义伦理的嵌入程度，强情义伦理嵌入的社会关系常常是核心家人、铁哥们等互动较多的深度感情关系以及曾经受有重要恩惠而有回报义务的恩义负欠关系，恩义负欠关系所遵循的施报法则由于施恩者对未来工具回报的不可预期性，其中展现的情义面相凸显，深度感情关系所遵循需求法则的长期性互助交换则更是情义的牺牲面相而非功利的攫取面相。沈毅，2013，《迈向场域脉络下的本土关系理论探析》，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